中华文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陶瓷的发展史。在中国，最早的传统工艺——制陶活动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孕育了仰韶文化的新石器时代。

　　陶器，人类的首项发明

　　陶器的发明，对人类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人类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物理和化学作用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物件。其诞生，标志着人类从以采集、渔猎为方式的迁徙生活，过渡到了到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定居生活。

　　从旧石器时代的荒蛮中挣脱，与新石器时代的新文明拥抱，陶器功莫大焉！有了陶器，先民们可以饮用更干净的开水，烹饪出健康、美味的熟食，还可以酿造出用来通神和祭祀的美酒。在这些生活实践中，陶器的器型也得以不断丰富。陶瓶、陶钵、陶碗、陶杯、陶盆、陶罐、陶觚等可细分为酒器、饮食器和储物器，陶釜、陶鼎、陶鬲、陶斝、陶甑等则多为炊煮器。不同的器形，对应不同的功用，也对应着先民们饮食方式，向着多样化、复杂化、精致化的方向发生的积极变革。而精致的饮食文化，又将中华文明引向了“礼”的层面，从而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仪之邦的基石。《礼记》所说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印证了这一点。

　　制陶术还是冶金术的前身。仰韶文化中晚期，随着制陶技艺的日臻成熟，先民们对窑火的温度控制达到了新的高度，掺杂在泥土中的铜矿颗粒在高温条件下溶化、冷却、凝固，成为一种明显有别于陶质的结晶体。我们的文化瑰宝——青铜器，便应运而生。

　　陶器的诞生，虽完全出于生活实用的目的。但在制作中，却被先民们赋予了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思考，呈现出一派朴拙却灵动的艺术特质和审美情调。在陶器表面，既有弯曲多变的各种几何图案，还有人、鱼、蛙、花等动植物纹路。某些特定的符号，更是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雏形。

　　今天，当我们走进博物馆，注视着那些敦厚而静默的陶器，陶器本身的原始之美和陶器表面花、鸟、鱼纹的生命律动，依然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激荡起震撼的共鸣。

　　陶器，如何被创造？

　　在以彩陶、玉器、青铜器、瓷器、书画等实物为部分载体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彩陶出现的时间最早，在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历时也最久，跨越时间达5000多年；覆盖空间也极其广阔，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下游，在中华大地上纵横铺展达2000余里。那么，陶器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呢？

　　问题的答案并不难。只要我们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玩泥巴、制作泥巴玩具的经历，就会顿悟。因为，整体和个体之间一定存在着关联。整个人类的童年行为，也会是所有个体童年行为的映射。上古先民们捏制的泥巴玩具，被火焙烧后变得坚硬定型，很可能就是促使原始先民有意识创作陶器的灵感源头。

　　陶器的主要成分是粘土，其湿润时具延展性及可塑性，干燥或加热后变硬。有了粘土，第二个要素便是火的使用。人类在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实现了从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的智慧飞跃。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对火的了解和使用自然是更进一步了。

　　有了充裕且极易取用的粘土和水（物质基础），有了火（技术条件），陶器就这样在先民的双手中诞生了。

　　中国陶源，在河南仰韶

　　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作为史前文明的实证，中国的陶器或者说彩陶文化，在100年前，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的仰韶村。自此，华夏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那块“拼图”——彩陶，在仰韶大地下沉睡了7000年后被寻回。

　　那是1921年的深秋十月，一位叫做安特生的瑞典地质学家和北洋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陈德广等6位中国学者，来到了河南渑池仰韶村。安特生，来华探矿的北洋地矿顾问，由于各种原因，迫使他转行搞起了古生物和古人类学考古研究工作。在此之前，他派出的一位地质采集员，在仰韶村无意中得到了一些疑似古文明的遗物线索。

　　在这一次，也是仰韶村的次考古发掘中，安特生一行挖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批彩陶。这些陶器尽管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但红陶黑彩的迷人色泽，以及或小口尖底、或敞口平底的各种形态依然光彩动人。此次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次田野发掘，就以彩陶的重见天日，一举揭开了神秘的中华史前文明面纱，在国内外引起极大轰动。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一个在考古学上名震中外的专有名词——“仰韶文化”被首次命名。

　　以1921年仰韶村遗址次考古发掘为起点，中国现代考古走过了漫漫百年征程。100年来，继往开来，接续求索的中国考古人，在仰韶彩陶文化研究上得到了诸多新发现，取得了诸多新成就，展现了彩陶对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世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彩陶的时代结束了吗？不！因为彩陶的影响早已无处不在。风神洒荡的书法、精美温润的瓷器、婀娜多姿的舞蹈，以及悦目赏心的陶香酒中，都有彩陶袅袅不绝的风韵和元素。

　　横跨九万里大地，彩陶是时间最深处的那盏明亮灯塔，一次次照亮中华文明前行的征程；穿越7000年时空，彩陶是最早、最雄浑的华夏文明进行曲，给华夏儿女追梦复兴以源源不断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