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人类工业文明迈上了新的快车道。如果说工业文明是一种更先进、更高效的文明状态，那么其紧前的农业文明，即农耕文明，则是其完成这一升华或蜕变的摇篮。

　　农耕文明的诞生，无疑是人类冲出蒙昧、走向文明的根本象征。那么，中国农耕文明的源头在哪里？1921，一位叫做安特生的瑞典地质学家，用一把手铲在河南渑池仰韶村挖出了答案的眉目。随后的100年里，在仰韶村遗址的数次考古发掘更是充分证实：最早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华夏先民便已经开始了农耕活动。

　　农耕始，华夏生

　　农耕文明是人类史上的个文明形态。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采集和狩猎不再是原始先民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他们开始走出山洞和树林，选择傍水而居、垦田种植、驯养牲畜、制作陶器，那漫长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难生活渐渐远去，农耕文明的大门徐徐开启。

　　农耕作为新的衣食之源，代表着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随着人们对农作物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的经验积累以及固定村落的形成，人口快速增长并不断向外拓殖，早期华夏的人口和语言基础得以逐步奠定。同样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不同的社会分工、阶层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催生出了中国个王朝——夏。

　　在以农为本的古中国，人们常把国家称作“社稷”。而“社稷”一词的诞生就和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社稷”一词中，“社”指土地之神或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稷”指五谷之神或粟、黍类粮食作物。

　　在母亲河——黄河之畔，一群群黄肤色的人，在黄土地里种出黄色的小米，孕育出了璀璨夺目、绵延不绝的华夏文明。

　　盛装在彩陶里的中华农耕文明

　　农耕与制陶，均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均需要对土和水的认知和缔结。从某种意义来说，农耕文明的盛储器，是陶器。

　　陶器或出现在农耕活动产生后，一方面是为了盛储收获的谷物，一方面是为了将谷物炊煮成粥。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先民以渔猎和采集为生，肉类可以用火烧烤，野果无需加工即可食用。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谷物大量增加，其质地坚硬，颗粒偏小，完全不适合烧烤或生食。先民们此时迫切需要一种便于加水烹煮的器物，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陶器当然是最理想不过的器物了。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可分为炊煮器、盛食器、盛贮器和酒水器四大类，均与农耕之劳动果实——谷物有直接关系。与此同时，考古专家对比分析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凡是农耕发达的地区，其制陶业都相对更发达；凡是农耕不发达，更多依赖渔猎和采集的地区，其制陶业都相对较弱。由此可认为，谷物产量的多少，决定了对陶器的需求量大小。

　　古人有言道：“民以食为天”。实用且用途广泛的陶器，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大大改观，盛装了最早的中国农耕文明。

　　仰韶，是农耕文明的源头

　　华夏悠悠文明史，韶山脚下是源头。仰韶不仅是中国最早发现彩陶的地方，也是中国农耕文明的起源地。在新石器时代，两大自发的农业系统——大米和小米的种植，在南北并行发展的同时，在仰韶却展现出的交汇。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在仰韶遗址发现有小米和大米共存的现象，其特点为高处种小米、低洼处种大米。当然，作为黄土地上的文化，仰韶文化总体上是以小米为主的。

　　河南不但出产小米，还出产大米？是的。河南古称“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个人牵了一头大象。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揭示，在7000年前，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丰沛、林木茂盛的景象，如今活动于热带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带常有出没，其生态景观介于现在的东北丹顶鹤栖息地湿地与西双版纳雨林之间。

　　因此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孕育过程中，仰韶文化扮演了奠基者的角色。人口、语言和农耕经济的一些基础性文化内涵都在此时定调，到二里头文化又实现了不同族群和跨文化要素的整合与突破，形成了超越血缘部落的国家及其文化共同体，奠定了华夏文明的框架结构。

　　在仰韶文化博物馆，色泽如太阳一样鲜红的仰韶彩陶，向我们展现出中国朵“农耕之花”的艳丽和芳香，并把我们带入遥远的遐想：7000年前，在具备了一定规模和布局的仰韶部落，先民们白天修屋垦田、养殖畜牧，烧陶酿酒，晚上则引火烤煮、把酒言欢、载歌载舞.....在先民们的欢声笑语和彩陶的流光溢彩中，一曲磅礴动听的华夏乐章自此唱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