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穿过时光隧道，追溯民族文化的历史源头，我们发现从古老、著名、具有华夏民族色彩的上古传说，到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早先的社会活动，无不与黄河流域有关。

　　从考古学、历史学中，还可以看到，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先人，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举世瞩目、名扬四海的“仰韶文化”。

　　《仰韶与黄河》，以行走的方式，讲述黄河边的仰韶故事。

青台遗址毗邻的唐岗水库

　　5月25日，我们参访位于荥阳广武乡的青台遗址。

　　早此五六年，我曾经在黄河边上的楚河汉界盘桓过一段时间，从郑云高速广武站出口，左向古荥、右转广武。这两个在中国战争史上声名显赫、同在黄河之滨的名镇，常常在当地耕者渔者的口中飞沙走石，惊涛惊魂。

　　这次到青台，复习了这样的地气——青台遗址的门卫激情地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去年夏天来了一个开着豪车的人，下车过来，口气汹汹地问“九星罐在哪里?”我不理，也不让他进门，他给一个人打电话说，飞机都带来了，不让进会行?叫我接电话，我不接。最后他让我看手机消息，我说不识字。那家伙没脾气了，拿着好烟送过来，我不吸烟……

　　“考古研究的地方有自己的规矩，有事儿领导自然会给我电话安排，私下谁都来，影响这儿的工作秩序。”

　　我怀疑门卫说的飞机应该是用于摄录的无人机设备。但他“神圣不可侵犯”的士兵精神令我钦敬，如果哪一天考古系统举办“遗址好保安”门类的评比，我当大投其票。

　　01、青台与仰韶村，不仅一线相牵，而且曾聚合了一个团队的目光

青台遗址的工作人员(右)介绍遗址概况

　　拜赐郑州市考古研究院院方的精心安排，我们在青台的参访顺风顺水。

　　青台遗址位于广武乡青台村东，面积10余万平方米，向北隔邙岭距离黄河3.5公里。我们从渑池一路踏访下来，验证了专家或资料里的一个共性认识，即：沿黄河一线所有的规模性仰韶遗址都突出地面形成高地，无论仰韶村、双槐树、大河村，包括本文所指的青台，概莫能外。

　　这是仰韶文化中期一直延续到晚期、距离现在约5500—5100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带有郑州地区特点的文化遗存。与时下鼎鼎大名的双槐树河洛古国相比，青台的名气似乎内敛，但是它的发掘过程，显然是一部布满时代烙印的仰韶文化考古史。

　　1921年，安特生在渑池县仰韶村发现遗存并以“仰韶文化”命名后，他的团队开始继续沿黄河上下发掘。安特生本人的步履更多地行走于中国西部，团队成员T·J·阿尔纳(瑞典人)则来到了青台，阿尔纳曾在遗址南部发掘，这个过程在他的著作《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中有记载。

　　此后的1934年、1951年、1981年，考古队走进、走出，又先后经历战乱、文革、农田规划……九蒸九焙，九死一生。

　　那么，青台究竟有什么?!

　　02、壁龛之中的彩陶罐，究竟盛装什么?

　　青台遗址门口挂有两个牌匾，其中一面是“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国丝绸博物馆)郑州工作站”。这是因为在此发现了距今5500年的丝织物残片，这是人们所能见到最早的丝织品，并且还不是孤品。

　　古代中国的传说中，相传养蚕是黄帝的夫人嫘祖发明的，这样的物证，正好可以将仰韶时代与黄帝文化高度契合，反映出那段时空中生产力的进步。

　　除了丝织品之外，青台还出土了著名的“北斗九星”奠基陶罐。近期奔赴双槐树河洛古国遗址瞻仰的人们，如果留意，一定会看到展板上双槐树和青台两处的“北斗九星”比较图，只不过，前者出现于居住区，后者出现于祭祀区。但是天人合一的理念信仰，同出一辙。

　　老门卫带我们参观包括北斗九星在内的墓葬区和生活区，自任义务讲解员。在这个行程中，我们找到了曾经出现于图片上的一座墓室。

　　这个面积宽大的墓室，墓主人安放端正，其头部的地方挖出一个壁龛，令人不解的是，与墓室的形制相比，这个壁龛显然是急就之作，临时手工用石器开凿而出，我们曾经看到过挖掘时的图片，里面放一只仰韶彩陶壶和一只陶豆。壁龛是刚好容下这一壶一杯的空间。

　　陶壶中显然盛装的是液体，如果是种子或者植物之类，可能早已公布出来。正是因为液体挥发形成的滞留物，才需要高校或科研机构做分解分析，最后形成科学的定论。

　　而且，据了解，这样的壁龛设置是目前所知仰韶墓葬中的个案，在后世中当然有出现，但是壁龛显然是精心设置，比这里的外观要精细的多。

　　在储存物科研成果尚未公开之前，不妨大胆揣测，这極可能是先民奉若神明的彩陶美酒!因为古人相信，只有它，才能完成与上苍的信息对接。

　　03、青台陶鏊，1万年前的烙饼史

　　今天的仰韶酒九粮工艺，取材于“四米三麦，一豆一粱”——大米、小米、玉米、糯米、大麦、小麦、荞麦、豌豆、高粱。工艺设计者自信产品成长在中国的粮食产区，四季分明，天时地利人和兼得，物阜民丰。

　　发掘于青台的陶鏊，可以进一步佐证他是对的!

(陶鏊，今天烙饼族、烙馍村的万年远祖)

　　1981年，时任青台遗址发掘队领队的张松林和队友张小玉，发现了一件奇怪的陶器，这件陶器出土于灰色填土中，样子呈覆盘状，下面有三个瓦状足。这件陶器内壁粗糙，外壁光滑，内壁上有一层由于火烧而凝积的黑灰，外壁上结有一层薄薄的锅巴状物。张松林联想到1979年在点军台遗址发掘时出土的一件平底盘，形状似现代烙饼的鏊子，但是这件器物发掘时三足腿已经损坏，只留下痕迹。两者联系起来，张松林推断这是一件5000多年前，原始人类使用过的陶鏊。

　　在研究了大量的有关陶鏊的考古材料后，他写出《中国新石器时代陶鏊研究》等一系列论文，从而将中国的烙饼史的起源追溯到1万年之前。这个发现使我们对原始社会的生产、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原来我们的祖先早就吃上了烙饼。

　　在洛阳王湾的那期文章中，我们曾经略述了陶鼎到青铜鼎的变迁史，它本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的普通炊器，之所以后来演化为重要的礼器，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并发展的社会条块结合分化及竞争性宴饮有关。竞争性宴饮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手段，具备拉拢下属、巩固联盟和获取政权的多种功用。

　　而陶鏊在经历后世数千年的变化后，只是从陶器到金属，在地位上只能远望青铜鼎项背，也恰恰因此，它融入于大千明月苍生黎庶之中，和今天的仰韶彩陶坊酒一般，活跃于阡陌纵横的万家灯火之中。

　　惟其不争，是以永生!